十六国杂记系列之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进入中原的原因探究
中原战乱连绵人口锐减 部落内迁不断矛盾激化
西晋在经历了八王之乱后，统治秩序受到沉重的打击，各地的叛乱如燎原之火。在西晋王朝时代的叛乱不同于其他朝代，就是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以民族作为其主导力量的。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胡乱华”。
胡，这个词在中国的史书中出现的很早。它所包括的也是很广泛，几乎可以涵盖凡是不是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各个民族。而“五胡”就是指北方的匈奴、羌、氐、羯、鲜卑五个游牧民族。实际上在这个时候进入中原的不光是这五个民族，其他像铁勒、吐浑浴等也纷纷进入中原。只不过相对于这五个民族不论在人数上以及影响力上都相对较小，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五个民族前后共建立了十六个政权，史称十六国。
在这个时代，战争、杀戮是主题，民族融合是最终结果。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从炎黄时代开始，中原政权历来都受到东西南北各个民族（部落）的不断侵扰。但是这次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是从来没有过的，可以称得上是空前绝后。在“五胡乱华”中，整个北方地区完全陷入了各族的混战、仇杀，各族死伤的人数多到是无法统计的，而其时间一直延续了三百多年。当然最后进入中原的各个民族最终都融入了汉族，成为了我们的祖先。
在西晋末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大规模的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情况呢，我们应当从三国时代来找找原因。
三国时代的军事家、政治家、诗人曹操先生有一首诗是广为流传的，那就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首诗描写的就是在当时的社会现实。
在东汉末年，由于政治腐败、豪强地主的压迫导致爆发了规模巨大的“黄巾起义”。在这场农民运动中，数百人参与其中，全国各地都是战场。在镇压“黄巾起义”中，不论是参与起义的黄巾军，还是镇压黄巾军的政府军队以及豪强武装，都付出了巨大人员牺牲。
等到黄巾军被剿灭之后，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壮大的各地豪强武装又为了争权夺利开始了数十年的军阀混战。社会生产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表现在人口上就出现曹操诗中的那种景象。除了战乱这些人祸之外，当时还连续几年遭受水、旱、蝗、风、瘟疫等各种天灾的困扰。据史料记载在公元56年时候，即东汉永寿二年，中国人口大约是5649万，但是等到了280年，即晋太康元年，中国人口1616万，人口骤减3000多万。这里的人口数是指在政府登记的人口，不包括游牧民族的人口数。
东汉末年的连年大战乱，给整个社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而这其中被破坏的大多是中原富庶地区，相反对少数民族的杀伤力没有那么大。于是在这个时候，各个少数民族已经逐渐迁入中原地带。像南匈奴在归附汉朝之后就大量内迁，史料记载“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在这里“落”的意思是户，如果每户平均以五口人计算，五千余落可就是二、三万人之多。这样少数民族的不断迁入中原，到西晋时期，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长期居住在中原地区。据有的历史学家考证：西晋时期少数民族占到全国总人口的50%以上比例。
这样由于汉族人口比例急剧下降，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上升，中原地区民族构成发生变化，自然就会产生民族融合的问题，这也是五胡十六国成因的一个关键原因之一。
当然中原人口减少只是给游牧民族大规模进入中原产生自然条件，但是政治原因在这里也是相当重要的。我们看过《三国演义》的都知道，西北地区的羌氐、东北的乌丸、西南的南蛮、东南的山越都曾经参加过各个军阀的混战。三国名将马超就是带有羌族的血统，因此马超在与曹操作战时，部下很大一部分就是羌兵。而后来马超在蜀汉中，常年镇守在羌族地区。像每次诸葛亮北伐中原的时候，都是把羌、氐、南蛮各少数民族的部队作为自己的补充兵力。
曹操也是很注意利用少数民族的力量。在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失败后，不得已就以西北地区为基地来对抗蜀汉。但是西北地区历经董卓、李催、马腾、韩遂等人长期的破坏和战乱，早已变成了一片废墟。曹操如果想要恢复西北地区昔日的繁荣，使西北地区承当起对抗蜀汉的总基地，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长期的建设。而这个时候的西北的景象是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找到这么多劳动力的。于是曹操以及后来的曹丕就下令迁徙大量的少数民族进入西北地区。晋初的江统在一篇论述游牧民族内迁的文章《徙戎论》中说：“关中之八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

等到了西晋时代，由于士族门阀几乎垄断了土地资源，于是这些内迁的少数民族就有许多成为这门阀的佃户。有史料中记载，魏晋末年太原诸郡“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
于是问题就产生了，在少数民族的内迁过程中，由于动用的是行政的强制手段，自然会导致少数民族内心中民族仇恨。特别是在内迁之后，中原政府并没有以合理的制度来安顿他们，只是利用他们来作为战争的工具，来给政府军作战提供支援。在公元244年,魏国出兵伐蜀的时候，史料有这样的记载：“是时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可见那时少数民族已经被强行迁徙于关中，并且开始承当起巨大的军费开支了。长期的这种局面自然产生很大的民族矛盾，当然这种事情也不光光只针对少数民族，相信在这些支援前线的人中也有汉族人。但是，作为普通民众，肯定第一个想到的是民族压迫，特别是在野心家的煽动之下，更是犹如火上浇油一般。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中原政府的控制力下降之后，民族矛盾肯定会在一个时机下爆发。于是，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就成为了一个历史的必然。因此在短短几年之中，西晋王朝的各个郡县就不断的被各个少数民族政权所占领，北方彻底的陷入了四分五裂的混战局面。
当然，之所以会出现十六国这样的割据局面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就是中原文化对这些少数民族的影响。在这些内迁的少数民族中，他们的首领几乎都受到汉族文化的熏陶。像匈奴的单于刘渊、刘聪、刘曜等人都是熟读中国的史书和兵法的。这些从各个少数民族政权的称号也可以看得出来。像汉、燕、秦等国号都是过去存在过的，特别是匈奴刘渊等人一直自诩为汉高祖的后人，可见其影响之深。在建立政权后，大多能够任用汉族人为官，采取中原的统治政策。
这样，这些少数民族在保留了自身的优点之后，又吸收汉族的先进之处，自然爆发巨大的力量。因此，五胡，在这个时候已经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胡“了。